1.2 最高善与政治学
文本
（《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著 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
所以，如果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如果我们并非选择所有的事物都为着某一别的事物（这显然将陷入无限，因而对目的欲求也就成了空洞的），那么显然就存在着善或最高善。那么，关于这种善的知识岂不对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它岂不是，像射手有一个标记帮助他一样，更能帮助我们命中正确的东西？如果这样，我们就应当至少概略地弄清这个最高善是什么，以及哪一种科学与能力是以它为对象的。看起来，它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对象。而政治学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我们也看到，那些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都隶属于政治学。既然政治学使其他科学为自己服务，既然政治学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所以这种目的必定是属人的善。尽管这种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因为，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喜，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高贵]、更神圣。既然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学的研究，这些也就是我们的研究的目的。
导读
根据1.1节中提出的标准，即如果进行X是为了Y，那么Y高于X，而更高的就是更善的，那么如果存在一种活动，它自身即是目的，并且其他所有事物都以它为目的，这种活动就是最高善。
然而，这一标准或定义并不意味着最高善必然存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如果所有事物都以其他的事物为目的，那么就不存在“最高”。另外一种可能是，存在不只一种事物作为最终目的，而这些不同的最终目的之间无法进一步化约，因而不存在“唯一”。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种可能会导致无限，由于欲求的不息状态缺乏最终目的的封闭性，于是使所有步骤变得毫无意义。然而，最终目的的存在是意义存在的必然条件吗？在这种无限的欲求链条中，某个单独联系的完成难道无法带来部分满足吗？例如，运动带来健康，而健康也许是欲求之链上的一环，但即使对健康的追求是某种更高的追求的一部分，这也并不代表对健康的追求就成为空洞的。另一方面，如果无限性的确是一个问题，那么解决的方式之一就是用心灵为无限物设置限度。通过人为设置终点，“最终目的”可以从无限中被制造出来。这是否就是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幸福的讨论所做的？
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承认最高善的存在，他接下来关于政治学的探讨则暗含了最高善存在的一个证明：
每种技艺与科学都有一个目的（1.1节）
技艺或科学的等级越高，其目的越善（1.1节）
最高等级的技艺或科学的目的就是最高善（1.2节）
存在最高的技艺或科学（1.2节）
所以，存在最高善
技艺（techne）以可制作的事物为题材，并且目的在于活动的结果，而科学（episteme）则可以用来指一种特殊的寻求真及确定性的实现活动，也可以用来指这种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技艺与科学大致可以涵盖一切知识。但是，如果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又为何将讨论集中于知识？亚里士多德为何假设最高善如果存在，它必然是某种科学或能力的对象？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最高的科学或技艺，而政治学的存在则证明了最高善的存在。政治学为了城邦自身的目的，把每种技艺都视为局部之物并把它们全都系缚于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最高的善成为属人之善。但正如伯格指出的，当属人的善被表现为政治学的目的，它就经受了一个分裂：虽然为了个人的目的是可以接受的，但为了众民和城邦的目的则是更加高尚神圣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关注对象尽管是个人之善，1.2节却清楚地表明这种关注是建立在个人和城邦之善的双重形式之上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天然应该生活在城邦中（《政治学》），伦理学被视为政治学的分支，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学的研究”。
思考的问题
最终目的的存在是意义存在的必要条件吗？
最高善必然是某种科学或能力的对象吗？
个人之善和城邦之善之间会存在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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