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政治学的性质

文本

《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著 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

我们对政治学的讨论如果达到了它的题材所能容有的那种确定程度，就已足够了。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定，正如不能期待一切技艺的制品都同样精确。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这些行为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就认为它们是出于约定而不是出于本性的。善事物也同样表现出不确定性。因为它们也常常于人有害：今天有的人就由于富有而毁灭，或由于勇敢而丧失了生命。所以，当谈论这类题材并且从如此不确定的前提出发来谈论它们时，我们就只能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当我们题材与前提基本为真时，我们就只能得出基本为真的结论。对每一个论断也应当这样地领会。因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

一个人可以对他熟悉了的那些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些事物上他是一个好的判断者。所以，对于某个题材判断得好的人是在那个题材上受过特殊教育的人，在事物总体上判断得好的人是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所以青年人不适合听政治学。他们对人生的行为缺少经验，而人的行为恰恰是政治学的前提与题材。此外，青年人受感情左右，他学习政治学将既不得要领，又无所收获，因为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一个人无论是在年纪上年轻还是在道德上稚嫩，都不适合学习政治学。他们的缺点不在于少经历了岁月，而在于他们的生活与欲求受感情宰制。他们与不能自制者一样，对于他们知等于不知。但是对于那些其期求和行为合于逻各斯的人，对于这些题材的知识将于他大有帮助。作为开篇的话，关于什么人适合学习这门学问，应当以什么方式来研究它，以及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说到这里。

导读

确定了探究的目标，探究的途径就必须符合相应的精确性程度。高尚与公正的行为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可能随着习俗的变化而变化。而另一方面，善事物也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事物是否是善的，可能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条件。但这两种不确定性之间是否有某种区别？如果给定了具体的情形和条件，什么是善事物是否能够获得统一的意见？

由于探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对研究工作的恰当期待决定了它的合适听众：亚里士多德认为，青年人不适合听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年轻人的排斥基于两个根据，两者都关乎言行之间的关系：生活的阅历使人能够将从中得来的道德教育带入考虑，而这是年轻人所缺乏的。此外，由于将言辞付诸行动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年轻人和道德上不成熟的人由于听从感觉，不能领会那些意在指导行动的言辞。但是，正如伯格所指出的，如果伦理学的研究计划是为了发现善的事物并以之为我们的生活目标的话，那么不正是年轻人最需要这样一种研究吗？

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这两个根据，也说明了政治学本身的特点：它的目的意在行动而非知识；或者说，这种研究确实提供一种知识，只不过这种知识一旦离开行动便毫无用处。然而，《伦理学》中关于行动的讨论少之又少，这使人不禁追问：怎样的行动可以避免言辞落入虚无？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理想听众是那些期求和行为合于逻各斯的人。“逻各斯”的希腊文原义是话语，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说理论述或说理话语（reasoned discourse），但正如廖申白在他的译本中指出的，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用法，包括道理、思想、理性、推理、思虑、意见等等。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学并非一门精确的科学，而对于何为“合于逻各斯的人”，大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回答这一问题的线索，也可以在1.4节中找到。

思考的问题

关于高尚和正义事物的不确定性与关于善事物的不确定性是一致的吗？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听众是否存在一种内在矛盾：需要指导的人不具备将言辞付诸行动的能力，而具备资格的人不再需要指导？

怎样的行动可以避免言辞落入虚无？